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及對「龍文」的批評文章。王振義老師看了也忍不住寫下對「龍文」的法和批評。
── 佩迪 2003-07-18 發言
這是最近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文章。
文中討論到台灣文化的問題,也提到當前社會政經現象
有些朋友對此文有很多的批評(稍後將轉貼)
在此貼出來,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文章閱讀請直接連結: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3+1105130103+0+news,00.html
(全文共四頁)
── 王振義 2003-08-01 留言
龍應台的文章,把政治和文化評論混為一談,因此我把他文章中的政治評論和與文化批評分開說。
龍應台的台灣文化評論,確實點到台灣文化發展的某些盲點,值得喝彩,因此本文把他的看法做精要的簡述。不過,龍應台的意圖大概是,以文化的批評來包裝、強化他政治批評的「偏向訴求」,所以很奇怪的,在說出文化的「理路」之後,總會說些政治問題上的「混話」。
綜觀龍應台的文化批評,約可歸納為兩個著眼點。一是文化傳統的意義,二是台灣的文化傳統是甚麼\「去中國化」的不當。
一、文化傳統的意義
龍文認為「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說: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這些話,的確說得很好。
二、台灣的文化傳統是甚麼\「去中國化」的不當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
『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我知道龍應台這樣的「文化見解」,很多主張「台灣主體、獨立」的人,恐怕很難認同。不過,就文化發展的原理言,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文化的根底是中國文化(或說漢文化)的事實,否認台灣文化的根底,台灣文化根本就無從發展(這問題後面的文章再說)。龍應台確實說的是文化的「理」。
不過,我特別要嚴正的指出,龍應台談文化之理後,又做了不當的政治指涉,而且明顯的違背常理,這也就是我覺得龍應台別有政治意圖的原因。問題在於,他把文化上的「去中國化」,與政治上的「去中國化」混為一談: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
大家都明白,當前的中國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消滅台灣,「在政治上」台灣惟有繼續挺立,台灣才可能如龍應台自己所說的「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問題是,台灣如果被中國消滅了,還談甚麼台灣文化?龍應台難道不懂這層粗淺的道理?竟然「矛盾」的把防備中共的統戰技倆,說成是「政客操弄」、「低智邏輯」、「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把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忠奸之辨,當作不重要的事;對違背台灣主體性的「賣台」、「台奸」的指控,說成是「嗜血的鞭子」;把厭惡中共醜惡面目的「同仇敵慨」,說是把中共「妖魔化」;………又無端冒出「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這類煽情式的用語。
龍應台寫這樣的文章,目的到底是要「矛」或者是要「盾」??不是很值得懷疑的嗎!
── 轉載: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1〉 轉載
台灣的內向性 一位居龍頭地位的電子企業家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曾經陪同他的美國的企業總裁來台灣考察,思索是否要把他們第一個亞洲分廠設在台北。考察結果卻是把分廠設到新加坡去。原因?當時的台北顯得很閉塞,對國際的情況很生疏,普遍的英語能力也差。換言之,國際化的程度太低。 二○○二年,孤星出版社(Lonely Planet)出版了專門介紹台灣的英語版旅遊書。作者用功不深,對台北市的新發展似乎沒什麼概念,但是整體印像他是有的。台北,他寫著,是亞洲最難接近的城市之一。意思是說,台北顯得閉塞,與國際不太接軌,英語能力也差,以至於,國際的旅遊者很難在這個城市裡悠遊自在。 三十五年過去了,台灣還是一個閉塞、國際化不足的地方? 是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的內向性。中正機場裡外國旅客非常少。首都的英語街道標示一團混亂。報紙的國際新聞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更像是一種全國集體懲罰:小孩吞下釘子的報導時間十倍於伊索匹亞百萬人餓死的消息,南投的一隻狗吃檳榔的鏡頭比阿根廷的總統大選更重要。八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示威者的裸體大大地刊出,但是示威者究竟為了什麼理念而示威?不置一詞。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強灌影像,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鬥爭的舉手投足,鉅細靡遺地注入,就像記憶晶片植入動物體內一樣。國際間所重視的問題──戰爭、生態、貧窮、飢餓、新思潮的出現、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等等,在這裡,彷彿都不存在。 不對呀,你辯駁,台北是很國際化的。Star bucks咖啡館的密度居世界第一,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佔據每一個街角。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最早上市。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聖節」變裝遊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市府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則總統府都出動了,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民選的新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後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誰說台灣閉塞? 變得跟誰一樣? 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 如果說,「現代化」指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上引進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學精神、工業技術等等,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處哲學與生活模式。如果說,「全球化」指的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跨越國界,深層的文化體系,始料所未及地,也衝破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界線。原來沿著那條線而形成的千年傳統── 種種律法、信仰、道德、價值,面對「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尋找定義。「現代化」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化」是一個正在急速發生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已開發國家盤算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在趁勢而起的同時暗暗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那麼,「國際化」是什麼呢?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台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牧羊人穿過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車子在一條鄉間小路停下。上百隻毛茸茸圓滾滾的羊,像下課的孩子一樣,推著擠著鬧著過路,然後從草原那頭,牧羊人出現了。他一臉鬍子,披著蓑衣,手執長杖,在羊群的簇擁中緩緩走近。夕陽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氣流動著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聖經裡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後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麼時辰唱什麼歌、用什麼顏色、送什麼花,對什麼人用什麼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於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 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重要代表作品有《野火集》、《百年思索》等,目前專事寫作。電子郵件:lung213@ms77.hinet.net) Copyright 2003 China Times Inc.
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上)〈2〉
龍應台(92.07.10)
——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
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麼,我是什麼呢?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本文作者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重要代表作品有《野火集》、《百年思索》等,目前專事寫作。電子郵件信箱:lung213@ms77.hinet.net)
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中)〈3〉
龍應台(92.07.11)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龍應台電子郵件信箱:lung213@ms77.hinet.net )(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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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下)〈4〉
This is another interesting response.
Subject: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六年級生也有野火
應該很多人看過龍應台那篇
事情總是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
最佩服這小孩的是
不會一下就被大作家嚇到
不論如何 應該還有不一樣的思考方向吧
Jessica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六年級生也有野火
◎黑米 (2003.07.16)
編案從上個月十六日〈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到上星期的〈五十年來家國〉,作家龍應台在本刊發表的「另一種專業.城市文化」專欄,不論在平面媒體或網路世界,都引起讀者廣泛而熱烈的迴響。本刊特先選取一位六年級生的不同論述,和這股八O年代燃燒至今、仍持續不墜的野火,做跨世代的對話。
龍女士,或許您踏上仕途這幾年受盡煎熬、心力交瘁,可是,千萬不要低估台灣人的生命力,也千萬不要一直沮喪下去,就讓我這六年級生給您加加油、打打氣吧!
因為如果不幫您加油打氣,您就會一直寫一些令人沮喪的文章,然後,您的文章隨著網路四處傳播,加上您的立論實在精確,久而久之台灣人心就會萎靡不振,到時,台灣的未來真的不知道要往那兒去了。我在想,您的沮喪很可能只是來自於您個人過去幾年身心調適不佳的緣故,事實上,台灣的未來看起來並沒有那麼悲觀呢。
拜讀龍應台女士七月十日於中時人間的大作〈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六月十三號發表的〈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心中不免一陣酸楚:如果台灣社會所謂三少四壯五菁英的秀異份子都對台灣的未來失去信心,那您叫我們這十幾二十的少年仔們要如何自處呢?
兩文中提到許多導致台灣目前看起來慘兮兮的原因:政府不明確的國際定位、台灣住民對本土文化及自我認知不清、政治鬥爭凌駕一切……經過龍女士的描述,整個台灣的未來似乎黯淡無光、前途無亮,可是,您寫完這些文章後要給台灣下一代的主要啟示是什麼呢?
是讓我們自暴自棄?是讓我們離家出走?還是要我們就這樣等死算了?
我是個六年級生,明年滿三十,唸到台灣國立大學畢業,現在在竹科上班,您文中所提到的每一個台灣的問題,我都深深地感動,也認為您提到許多問題的重點……只是,什麼是這些現象後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呢?
您玩過RPG(角色扮演)的遊戲嗎?如果您要去打一隻火焰屬性的怪獸,您就必須裝備冰雪的盔甲、修練冰系的魔法,如果不能靈活反應,還是穿戴古老的笨重裝備,包管您兩三下就被打掛,瞬間被秒殺!您或許不懂我在說什麼,不過,就好像在您那個年代披頭四的每一首歌都成為經典,在我們這個年代,如果妳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學著年輕人了解On-LineGame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會有挫折感,然後不斷地沮喪下去。
On-Line Game的精神就是:隨機應變,快速反應。
四十、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貧窮落後以及政治的專制,造成了目前四五十歲的青壯派對時代的反動就是不斷地拚經濟、反權威,所以,自然而然現在台灣就長成像現在這個樣子了!就好像您文中提到: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陳總統)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舞台的轉變
那是您那時候的舞台。
把時間拉回現在,我引用您文章中的一句話:
「八O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O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所面對的舞台。
看起來悲哀到極點了,不過,我並不會因此就失去希望。因為,這兩個舞台看起來都不是容易過關的場景,但如果您們能過關了,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能過關呢?
您或許一直在回想過去徒步走一個小時才能上學的苦日子,而我們相對的回憶已經是每天搭公車一小時越區就讀,然後下課偷空打個快打旋風,接著直奔補習班的求學生涯;如果您懷疑:「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那我可以告訴您,原因是在於時代潮流在過去幾年已經轉變,年輕人習慣以比V字手勢和阿扁合照來表示親近、同時在國家音樂廳中再也不用以起立唱國歌來表示我們對所謂中國傳統主權的認同了。
每一個年代的年輕人都必須背負自己時代所留下的十字架,如果在三十年前最大的問題如果是匱乏及壓抑,我們這時代最大的問題或許就是競爭及選擇。
這十五年來,打從我國中開始,台灣這個社會經歷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就政治來看,我們經歷了解除戒嚴、總統民選、和平政黨輪替,每三五年就有個新政權衝突;就經濟來看,PC及網路革命、消費性金融風行引起的生活模式改變,差異何止十倍數;就文化來說,行動通訊及全球化浪潮興起,台灣從只吸收美日文化到現在連美伊戰爭都可以二十四小時現場直播,而台灣年輕人心中或許還理不清自己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我們的父母輩或許弄不清楚為什麼年輕人每天都要上網路,可是我們面對最大的困擾,或許是如何在成千上萬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個自己最麻吉的伴侶……這些事情,就是我們這一代必須背負的十字架。
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十字架
既然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十字架,那又何必那麼憂心呢?
政黨惡鬥、爭權奪利,沒關係啦,畢竟我們才從一黨獨大的戒嚴時代走來沒有幾年,五十年積的冰,那有可能五年就化得了?而且,誰知道下屆總統還是不是陳水扁?相信我們這代代輩出的政壇新秀們,總會和前輩們一樣可以帶我們往更好的前方去……十幾年前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
台灣國際定位不明,沒關係,反正我們這一代開始讀台灣史也不過不到十年的時間,您怎麼能期望我們一下子就產生某種獨特的台灣民族情感呢?族群對立無法化解,沒關係,再國際化下去,您慢慢會發現,我們這一代抗衡競爭的對象是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還有北大的畢業生,再也沒人會關心閩外客原對立這種小問題。
台灣沒有自已的主流文化、文化傳承?沒關係,您就當我們是個剛剛獨立的小國家,再過一百年,說不定職棒象牛大戰拋彩帶的活動、東港黑鮪魚季的元首拍賣開場、平溪放天燈這些原創性的台灣活動,就足以和美國職棒「地鐵大戰」、或是西班牙的奔牛節一樣,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了……如果我們被安置的舞台是在急速變動中的,就請多給我們一點時間,相信很多事情就能自然而然走出自已的樣貌,而在變化的當兒,如果不斷地被沮喪無助所淹沒,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大膽的問一句:
龍女士您的沮喪有沒有可能是來自於現在台灣這種樣貌,和您一生追求的理想有所落差呢?
可是,有所落差就表示那不是件好事嗎?至少,在這麼激烈快速變動的舞台,台灣人民並未出現滅絕性的武裝政變、追求減肥的人潮遠比吃不飽的人來得多、一年光賣樂透的營業額就比台積電一年的總營收來得大得多,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倒不對台灣的未來有什麼憂心的:因為,台灣的一切才剛剛起步而已,而您的憂心和困擾,有沒有可能和三十年前父執輩只要看到女高中生穿迷你裙就皺著眉頭是同等級的心情呢?說穿了,還不就是因為自己的失落,而產生對下一代的不信任吧!
如果是這樣,您會感到憂心並不讓人感到奇怪,畢竟,台灣年輕人目前表現出的集體樣貌,就是如此迷惘而不知所措。不過,如果把時間放長、眼光放遠,您就把我們當作剛進脫水槽的濕衣服,經過一陣子天旋地轉,總是得打個結然後皺巴巴的,真的,只要再多一點耐心,再給我們一點時間,包管給你們看一套清爽整齊的未來!而這個未來是什麼,好像已經不是可以被控制、被設計的,如果是這樣,龍女士您又何必憂心、何必沮喪,就請您泡杯茗茶或買杯咖啡,稍稍放寬心,喜歡去史塔巴或是紫藤廬都隨您心情,眼睛睜大大看看我們所謂這些無助的年輕人,是怎麼在面臨急速競爭的舞台,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吧!
(本文作者黑米,民國六十三年生於高雄,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任職於新竹科學園區,公餘常從事散文與小說創作,目前定居於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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