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詩

作者:黃天賜

為了說詩,我想先來談談寫文章,作為引子。

文章貴簡潔,簡則意明,潔則文暢;文暢意明,乃文章之圭臬。但一般人寫文章,總是連篇累牘,拖泥帶水,令人不能卒讀!此實文章之大病。

欲除此病,有何妙方?我本以為莫若學詩。因為寫詩特別重視文字的修飾和濃縮,可以幫助我們去蕪存菁,寫出通暢的好文章。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有很多寫詩的人,寫起文章也是詰屈聱牙,滿紙贅言,難得一見通暢流麗的文章。由此看來,文章簡潔與否,又不是詩之所能幫助的了。

當然,文章之道,非詩之比;文有所難,詩有所易。反之亦然,文有所易,詩有所難。所以曾鞏文章第一,卻不能詩。杜甫號稱詩聖,文章卻不怎樣。李白雖是詩仙,也不過只有幾篇傳誦的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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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詩之所易者何?詩之所易,即指只要懂得平仄韻腳,對仗體式等,就可寫詩了。而詩之所難,則指想要把詩寫好,就太難太難了;非僅要懂詩法,更要別具詩才。無此詩才,則難寫出好詩,遑論成為詩人!而詩才之謂者,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此乃詩之所以難也。

用現代話說,寫詩之難,難在要有靈感。而靈感究為何物,有誰知之?就像禪家所言:「說為一物即不中。」卻又真有那麼一物的存在呢!

證之西洋,也有同樣的說法,古希臘大詩人荷馬,作詩之前,一定先要向謬思女神呼求靈感,不這樣他就寫不出詩來。而當他的靈感受到神的鼓舞,知覺消失,進入瘋狂,他的詩句就源源而來了。

用理性(如我們)寫詩,中規中矩,平平凡凡;但在瘋狂中(如荷馬)寫詩,卻驚天動地,神哭鬼泣,令人震撼!所以詩人就不要太理性了;理性應讓哲學家去獨享,詩人還是多少要帶點瘋狂的氣質才好呢!

我喜歡讀西洋詩論,西洋詩論充滿異國的情調和睿智;我一直就想吸其精華,成我養分,但中西文化互異,其願可遂乎?

西洋詩論,重理論,擅分析,可以獨立成篇。中國詩論,重感悟,喜摘句,不能離詩獨立。

西洋詩論,如柯立基說:「詩的直接效用在娛樂,而終極目的在真理。」葉慈則說:「我們與他人爭執,產生了雄辯;與自己爭執,則產生了詩。」馬拉美更說:「詩的奇蹟,就在於它觸及那存在於生命的本身,卻對我們顯得全然陌生的部分!」

中國詩論,重感悟,喜摘句,這在諸家詩話中,俯拾即是,茲不復舉。但為突顯中西詩論的異趣,再舉二例,以見一斑;其一亦為柯立基說:「把最恰當的字,安排在最恰當的地方,就是詩。」另一例為中國詩人盧延遜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其一為分析,其一為抒情,此中西詩論之異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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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說: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因為詩人只會提供濫情,敗壞道德,販賣假知識。他的學生亞理斯多德卻說:「詩比歷史更真實。」因為歷史只陳述已發生的事,詩卻涵蓋了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比歷史更具有普遍性,更接近真實。

而孔子則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話雖平凡,卻很踏實,不作高論。

我喜歡亞理斯多德的奧論,把詩捧為神明;也喜歡柏拉圖的率性,直斥詩人的狂妄,卻也襯出詩人的可愛(詩人不是要點瘋狂嗎?);至於孔子的話,則在平實中,透露了聖者的胸襟。

看完前面三位聖哲的詩論,不禁使我感到訝異;他們好像都把詩看成是一種工具(不管是道德的工具,或知識的工具,甚至是學習的工具),而把詩之所以為詩的東西給忽略掉了。

對我而言,詩就是詩,如此而已,不庸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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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有定法乎?詩無定法乎?若無定法,則律詩絕句的平仄對仗,憑何而定?若有定法,則古詩拗體的奔放自恣,依何而行?然則,有法無法,固自有別,而學者何依何從呢?

莊子也碰過這種兩難的問題;有「無材」而活者,有「無材」而死者,人到底要「無材」呢?還是要「有材」?莊子對此則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間。」真是一語中的。學詩的人,若能悟此,斯為上矣。詩有法,可以寫出人籟;詩無法,則天籟自出。人籟者,比竹也;而天籟者,怒者其誰與?比竹者,平仄也;天籟者,氣韻也。二者孰重?其可辯乎?其不可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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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現在的擊鉢吟,專講平仄,嚴於斧鉞;詞宗選詩,一見失粘,便棄孫山;而不斟酌一下詩的內容如何,以作進一步的處理。致使滄海遺珠,時有所聞;甚至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嚴重後果,而不自知。

不過,擊鉢吟的弊端,此猶其小,非其大也;擊鉢吟的大弊端,乃在擊鉢吟使詩人,徒有軀殼,沒有靈魂!只是文字的堆砌,不是藝術的創造。所以學詩之人,若是終身好此,其於詩道,恐將一事無成了。

詩可分品乎?可,如神品、仙品、逸品、俊品等等。詩可敘等乎?不可,敘等即表優劣,《鍾嶸詩品》上就說:「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前後,不以優劣為詮次。」要給時人定優劣,大賢猶感不能,何況常人?若要勉強為之,又誰信服?不過徒召狂妄之譏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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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煤人似穿山甲,過嶺車如出洞蛇。」可以對嗎?當然可以,並且對得很好。尤以穿山甲比喻挖煤人,更是精彩,十分生動,是一個一等一的好比喻。

何謂比喻?比喻就是以此喻彼,而在比喻中襯出它的主題,加強它的張力,如穿山甲的潛行地洞,棲息黑暗,正可比喻挖煤人,終日在地下工作的苦況,進而激發我們的共鳴和同情。尤其這個比喻通過聯句對仗的處理,更加發揮了它的藝術效果!

至於說:「穿山甲」不能對「出洞蛇」,乃餖飣之見,不知詩中聯句對仗的靈活變化,實在不足以窺詩之妙。守常固為道,能變乃其神,此亦詩之所以難也。但,難中可以見妙,學者知之乎?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就是明喻,其不好嗎?「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就是隱喻,其必勝前嗎?明喻、隱喻之用,不分軒輊;只有用得好不好而已。

「挖煤人似穿山甲,過嶺車如出洞蛇。」自然生動,意象鮮明,十分出色。反之,「清洞坑須防事故,採煤炭足振農工。」對仗雖工,毫無詩味,就像標語口號;而句讀拗澀,聲韻全無,如何和前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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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句起源很早,後來發展成二支:一支繼續在詩中發展,成為詩法重要的一項技巧。本來它是隨著詩意的需要,自然出現,卻能點鐵成金,加強詩的張力和美感。但最後發展到律詩中間的二聯對句,則變成了硬性的規定,不管有無需要,都要對仗;如果運用的不好,就會滯礙不暢,流於堆砌,反而造成詩的傷害。

另一支則發展成一種獨立的文體(即詩鐘),限於形式,近於遊戲,只要對得巧就好了。它和詩中的對句,截然不同。詩中的對句,是詩中有機體的一部份,它和整首詩的脈絡,息息相關,首尾相接,起承轉合,不留空隙。所以只學對聯,不學詩法,千萬不可;詩中的對句,必須詩法學通了,胸有成竹,才能詩聯相貫,渾然一體。這才是學對句的正確途徑。

對句對得太巧、太工整,作為獨立的詩鐘猶可;但在詩中太巧、太工整,就不易流暢,容易陷於堆砌的毛病。學詩先要從起承轉合學起,詩中對句,也要如此,才能流暢自如,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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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肉眼,神通有天眼,阿羅漢有法眼,菩薩有慧眼,佛有佛眼,詩也要有詩眼。畫龍點睛,龍就活起來了;詩,自然也須詩眼。詩眼者,詩中之活句也。詩無活句,便是死詩,何詩之有?

古詩當然有平仄,而其平仄,不是人工的安排,而是自然的節奏;因是自然的節奏,抑揚頓挫,出於自然,沒有固定的節拍;故難言傳,只能意會。其法即在多讀古文、古詩,然後從中揣摩,仔細體會,久而就能通其竅門,悟其妙訣。

古詩平仄,沒有死法,但在活用,如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兩句之中,銖兩悉稱,於此悟可過半矣。古詩忌用倒裝句,自然順暢為其本色。

詩中造句,用典必堆砌,白描必通暢。所以寫詩,通篇白描,猶有天趣;全體用典,則難卒讀。

我是詩的愛好者,不是詩的研究者。詩的研究者,必須全面深入,明其架構,探其脈絡,敘其得失,綜其全貌,結其總論。而詩的愛好者,只把他個人的感受寫出來,非關大計。雖如黑夜中的閃光,照不到整個天空,卻又特別明亮,刺人眼目。

有人寫詩為天下,有人寫詩為自己;寫詩為天下是大詩人,寫詩為自己是小詩人。我就是一個小詩人,不敢為天下憂;卻常常為自己不平;就是這份不平,變成了我寫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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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說:「詩中要有哲理,但須隱藏不露。」叔本華說:「一兩自己的思想,勝過千噸別人的思想。」歌德的話,點出哲學對詩的重要;叔本華的話,則不但道出了「獨創性」的重要,更是一切創作的指標;沒有創新,就非上乘。

我很早就想碰觸哲學,進而提升我的詩歌創作。但久而不能入其殿堂,觀其百官之富;哲學始終離我很遠。我只好退而求其「一兩自己的思想」,開創自己的面貌,塑造自己的詩風。匆匆歲月,老已臨矣,差可告慰者,我已窺其門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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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讀《莊子》,莊子的文章,天馬行空,無跡可尋;因此我不把莊子的文章當文章讀,而把莊子的文章當詩讀。我也喜歡讀《易經》,易經的卦爻辭,以象立意,意象豐美,文字如詩,因此我也把易經當詩讀。

如此而後,我把天下的文章,都當詩讀;天下就無處非詩。我的生命,也就變成「詩的世界」了。天下無處非詩,何其美哉?

古希臘人,認為人活得是不是有意義,端看他能不能正視美的存在。人生有美,生命就有意義,但我們必須先發現美,才能擁有美。莊子不是也說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正說出了詩人的心聲。詩人學詩,就是為了尋找這份美的存在;美隱藏在天地間,隨時等待我們去把它寫出來。

我是獵人,終日在尋找獵物;但不到叢林裡,如何找到獵物?閱讀就是我的叢林,詩歌就是我的獵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