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教 樂教合一傳統」的意義
編按:強化台灣文化教育,以提升本土意識,幾乎已為社會的共識。然則正如登輝先生在群策會「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總體目標」發表時所說的,台灣在經歷百多年的「反本土」教育之後,社會普遍不瞭解台灣的歷史地理和文化。這種普遍不瞭解台灣文化的既成事實,正是台灣文化發展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文化和歷史、地理這類實務課程不同,台灣的歷史地理知識,只要訂定明確的教育目標與政策,很快可以施行而達到效果。唯獨文化教育問題,因為牽涉台灣文化價值觀念的問題而牽連廣泛、問題叢叢。台灣文化教育問題,簡單的說,就是經歷百多年的「異化」教育之後,越是讀現代書的人越是不瞭解自己的台灣文化,在不瞭解台灣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的情形下,自然難以訂定明確的教學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手段方法。明白的說,如果由「異化」了的專家學者訂定教學目標和教材編定,很自然的會以所學的「異化」文化觀念,訂出、編出與台灣文化精神扦挌,致令台灣文化無由發展的政策和教材來。
王振義老師這篇原登於「民間教育中心」的文章,對台灣文化的價值精神有很精闢的闡述,對歌樂文化之產生原理,以及歌樂文化在整體社會文化的重要性,都有深入的剖析,值得關心台灣文化發展者參究。
本文題旨,在於根據文化的關聯性和依賴性,探討文化自然生發的原理。所謂「自然生發」,就是強調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個體可以很自然的學習到社會文化的能力。本文主張,對施行幾十年的音樂教育作「釜底抽薪」的改革,出發點既不是對制度內容的修修補補,因此對過去音樂教育教材內容、教學目標、課程標準等等,本文一概不做討論。
另外,本文思考和討論的對象為台灣河洛語(為了方便文中可能簡稱為「台語」)的相關教育問題。其他各種母語的相關問實非我所能暸解置喙。本文所談問題,是否適用於其他語的母語文化,當由其他的母語文化專家去決定。
依本人暸解,台語歌樂文化有一套整合、明晰的價值系統,也就是說台語歌樂有一套如何根據台語特性化為歌唱的美感觀念和方法,這是本人近二十年斷斷續續研究的一些心得。這歌唱美感價值觀念和方法,是台語歌樂文化教育和文化發展的理論依據。相對的,國民黨推行的北京話國語,雖然現今台灣人絕大多數人都會說,但是台灣北京話充其量只是「交通性的語言」,而不是有完整價值理念的「文化性語言」,因此,坦白說,如果就算我要編音樂教材,又有心遵從教育部「以國語聲韻為主」的課程標準,我還真不知道要根據什麼理念來編;在毫無價值理念引導下,如果我編了北京話音樂教材,那必然與過去學院派音樂家主導的音樂教材一樣的缺乏意義。
學校藝術教育目標應該強化學員「自然生發」的學習能力,這種「自然生發」的學習能力,是如同嬰兒出生後逐漸「社會化」一樣的自然──「社會化」是艱鉅的工程,但是絕大多數的人都能順利的度過而內化為社會的一分子。可見兒童的學習能力極其強大。就以語言的學習為例說,嬰兒學習社會約制好的那套語言系統,就是一種最複雜的學習過程:從具體事務的知覺到語言、語意的確定、從對單一事務的知覺到概念的形成、到抽象的思考能力的養成...,這麼複雜艱鉅的工程,幾乎是小孩憑自己的分析歸納能力就能獨力完成。兒童學習語言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常常出乎大人意想之外的。我一個小孩,大約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天問說:「今天是不是就是明天?」然後又困惑的說「明天是不是就是今天?」初聽這問題不免覺得好笑,但仔細一想,卻為他的困惑而感到吃驚,並且相信這問題一定困擾他有相當時日還不得解,才提出來的。這困惑原因出在我們大人常說類似「今天的事明天再說」的話,而等到「明天」的時候,我們卻又把昨天所說的「明天」說為「今天」,而「昨天說的今天」,卻變成今天說的「昨天」,他哪能不困惑呢。我舉這例子,是想說明兒童學習語言是很艱鉅的工程,類似的困惑一定非常的多,通常都得獨自去歸納解決而慢慢學到各語詞的正確意義。由語言的學習可以證明兒童具有很大的學習潛力。學語言如此,學習其他知識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能力也如此,只要有充足的適當環境激發他們的學習潛力,而無須灌輸太多的外在專業知識,這可以說是本文立論的基本出發點。這種觀點可能類似蘇格拉底所說的「產婆術」:學校教育功能是把知識、技能「引導出來」而不是「製造出來」。
一、語言 詩詞 歌唱的緊密關係
語言是文化的基礎。人類未創制語言之前,應該與動物沒有大的差異,也沒有什麼文化可言。當一撮人群聚共同營生,在特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下,由「咿咿啊啊」而逐漸發展出一套語意符號系統時,這套語言符號既是該族群的特有標幟,該語言系統的結構方式也象徵該族群對外在世界思考、反應的方式;同時該套語言系統,也成為該民族文化發展的原始基準點。這就是說,該民族的文化發展軌序,是以語言為中心而逐步繁褥化、逐步擴張的。以藝術文化說,與語言關聯最密切和倚賴最深的是謠、詩之類的韻文學,有怎樣特性謠詩,自然發展出怎樣特性的歌唱理念和音樂風格,……﹔然後再逐漸分化或與其他文化項目相結合,成為相關的新文化事物。例如歌唱音樂分化為器樂(以樂器代替人聲歌唱),又與其他文化項目結合為宗教音樂、說唱、戲曲等。這攏攏總總的文化項目互相關聯、互相倚賴的組合成該民族的文化總體,共同呈現該民族的文化特徵。柏拉圖在共和國書中說,「一個國家的音樂變了,整個政治制度都將因之改變」,正說明了文化項目間的關聯和倚賴性,但是把關聯的位階往前移,說詩詞或語言變了,整個文化和民族性都因之改變,也無不可。
以上述說,引出一個問題:當社會文化分崩離析、迷離失序的時候,文化建設或文化教育工作,應該考慮從文化發展的基礎,也就是從語言和與語言緊密結合的文化事物著手,才能順理掌握文化問題的根本。
二、人類歌唱的普同理念-「詩樂諧合」
前面就語言與詩樂的關係說,這裡我們反過來,看音樂歌唱和語言的關係。
歌唱是詩詞(語言)與音樂婚媾的產物。問題是,人類依怎麼樣的理念把語言和音樂結合起來的?今人大概受近世移植的西洋音樂觀念影響,普遍的認為只要歌詞好、音樂曲調動聽就是好歌,幾乎完全忽視了音樂與詩詞之間存在的互相依存關係。人類普同的歌唱觀念是「語言的音樂化」,也就是依語言的音樂性(高低長短抑昂頓挫),就近與音樂結合,使語言的音樂性與音樂的曲調互相平行不悖、諧合一致,這應該是人類普同的歌唱觀念。關於這種普同的「詩樂諧合」歌唱傳統,本人已有專文討論(註一.),底下只作簡單的敘述:
漢民族自古的歌唱觀念,就講求語言和音樂的諧合一致。士大夫階層自唐朝新體律絕、而宋詞、而元曲、崑曲,「按樂填詞」時講求「詩合樂」(安排詩詞語言聲調的平仄四聲,以與音樂曲調諧合一致)。士大夫講求這種「詩合樂」的作法,並不是憑空的發明,而是基於漢民族歌唱講求語言和音樂需諧合一致的美感需求。也就是自古至今,漢民族歌唱都是講求詩、樂諧合的,只是自從漢朝末年逐漸興起的士大夫階層,在學得分辨漢語聲調能力之後,逐漸走上安排語言聲調以與音樂曲調諧合一致的「詩合樂」歧路,與自古至今的社會大眾歌唱講求「樂合詩」(改變音樂曲調與語言聲調諧合)的方法相反。雖然士大夫階層講求「詩合樂」或社會民間的「樂合詩」過程相反,但目的卻一樣在鞏固詩、樂諧合一致的歌唱美感觀念。(註二)
只要對台語歌樂作一番考察,不難發現,傳統(指未受現代化教育)台灣人,無論大人小孩、販夫走卒、農夫農婦,從童謠(如「天烏烏」)、社會歌謠(如「阿媽的話」,職業歌謠(如「有酒矸通賣無」),到相褒歌、唸歌、歌仔戲的傳統唱調(如「七字調」),就不難發現傳統台灣人的歌唱理念就是「唱歌如說話」。(註三)
不僅漢民族和台灣人歌唱觀念如此,台灣客家人也如此、印度人如此、西洋各國人也都如此。人類文化發展有很多普同現象,歌唱講求詩樂諧合應是其中之一(雖然筆者無法盡研世界所有民族的歌唱觀念)
且說說西洋人的歌唱觀念。底下是德國卡爾.聶夫「西洋音樂史」(註四)中的幾段文字:,
「(古希臘)音樂的作用只限於將語言本身的音調和節奏的抑昂頓挫加強,俾使詩人的意思可以表現得更明顯些。這種詩句與音樂的關係極為嚴格,以致曲調的節奏只能取自詩……。希臘古代沒有離詩歌而獨立的音樂,也沒有離音樂而獨立的詩歌,詩人和音樂家永遠是一個人兼起來。」
文藝復興當然是希臘文化精神的復活。西洋各國的歌劇、歌曲,都重視語調和樂調的諧合。例如意大利早期最成功的歌劇Euridice(1600)作者之一的Jacopo
Peri,在演出的序言裡說明他的主張:
「……以詩的音節為主,曲調嚴密的適應詩句。」
同時指摘別人:
「用對位法以音樂壓迫語言。」
像德國的歌曲作者J.H.Reichardt,說他的歌曲:
「都是在高聲朗誦歌德的詩句的時候自然作出來的。」
最後再引兩段1905年,法國羅曼.羅蘭與德國李察.史特勞斯有關語言和音樂關係的論爭──相等於法國與德國的音樂風格論爭──時的話:
史特勞斯說:
「在我們國家,華格納已把語言的微妙十二分地表現了,…..,為何法國人唱歌要像說話一般呢?」
羅蘭憤慨回說:
「法語本身已是最美的藝術品,身為法國人的我們是夠藝術家的了;你怎能叫我們自己來毀滅它?我們的語言是連同我們民族一起永不滅亡的。」(註四)
近代洋涇濱音樂家一開始就昧於歌唱與語言緊密關聯的這一事實,既不知西洋音樂的歌唱美感觀念,更不知漢民族和台灣人的歌唱理念(此所以我稱呼他們為洋涇濱音樂家),強把洋歌胡亂的譯為中文來「百年樹人」,與傳統歌唱美感觀念嚴重的扦格,詰屈聱牙的拗折天下人嗓子,還自以為「進步」。
附註:
1. 對這問題有興趣的人,可參閱「台灣風物」,34卷一期,1984.3.31拙文 「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的關係研究之二──「詩樂諧合」的意義、傳統及式微」;同見「台灣歌仔學會網站」http://home.pchome.com.tw/showbiz/atb1011
另外,針對本文論題值得補充一提的是,周朝的教育,主要就是「詩教」。「詩教」也就是樂教,也就是言教,是教育的主要內容。國語周語記邵公的話說:「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詩箴、瞍賦,矇誦。」周禮春官序註說:「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其中所謂太師(或作大師),是掌樂教的大官,地位相等於今天的教育部長。而大大小小的樂官,如所謂的「瞽」、「瞍」、「矇」都是善歌的盲詩人。傳統文人常說「樂經」經秦火一燒而迭亡,本人倒認為「詩經」即「樂經」的說法比較合理,因為詩與歌是不分家的,樂經則必牽涉記譜的難題。
2. 參閱「復興劇藝學刊」第二十期,1997.7.1.拙文「從歌仔調的歌唱特色,談【樂合詩】與【詩合樂】的歌唱傳統」)
3. 陳鍾吾譯。五洲出版社,1964.
4. 許常惠,中國音樂往哪裡去,愛樂書店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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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 樂教合一傳統」的意義
三、一些文化觀念的辨正,文化的相對觀
近百年來,台灣和中國的「新」知識階層,文化上都有相同的認知和心理情緒:
1、 把西洋科技的進步,視為文化全盤的進步。
2、認為要「匡時救國」一定得靠「西來法」。
3、他們以學習、傳揚西洋「新」文化為職志。而且以「先知先覺 」的角色自許,身上像著了火似的,從事「匡時救國」的「除舊布新」工作。
其實,前提性的第1點認識就錯誤:混淆了科技和藝術的領域。科技建基於自然律,如1加2等於3、水吸熱會蒸發之類,這是普世性的律則,因此有進步落伍之別。別人可以上月球散步,所以他們進步;西洋的槍砲比傳統刀劍更有殺人效用,所以打仗目的說,他們進步。但是屬意志、感情範疇的文化,如藝術、宗教習俗、倫理、心理之類的文化則是相對的,各民族不同有各民族的價值觀,這是不必、也不能強同的東西。例如他們的槍砲比我們的刀劍誰美,乃至西洋歌劇與台灣歌仔戲誰進步,用刀叉吃飯和用筷子吃飯比較好,這類問題都像「魚兒水中游」與「鳥兒天上飛」誰好的問題一樣無解,因為這些都是各民族「自適其適」、「只要我高興、我滿意」的問題。
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美感價值觀念。音樂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養成「未來公民」了解自己民族音樂特有的這套價值觀念。社會中人人普遍有合致的音樂價值觀念,是音樂文化健康發展的基礎條件。反之,文化價值觀念紊亂的社會,不僅文化無由發展,社會也必瀕於崩潰、解體。
洋涇濱音樂家之為「洋涇濱」,就在於他們既不了解西洋音樂的生發原理,也不了解自己民族音樂的生發原理,只是在「西洋即進步」的「匿名權威」的催逼下,拾取西洋音樂的牙穢,就妄想百年樹人的要天下人唱、學。
文化是一重持續不斷的變遷過程,所有的變遷──不論文化自身的自然演變,或與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接觸而引起的「外爍」變遷,都是在民族原有的文化基礎上去求新求變。而所謂新、變,從文化的內層說,都是原有文化價值觀念的轉化、移接。以異質文化引起的變遷說,唯一健康的途徑,就是把外來客體文化的素材,經過價值轉化的過程,「內化」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經過這樣的價值轉化過程,外來文化事物,才能泯除不同文化間的區隔,內化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換個方式說,所謂文化交流,是以自己民族文化為主體,把客體文化的某些部份加溫發酵,吸收而成為自己民族文化的養分。
洋涇濱音樂總喜歡談論唐朝與外族音樂交流而音樂文化成就輝煌,作為他們買辦西洋音樂的藉口。底下就以佛教對中國歌樂文化的影響,來說明「文化交流」是怎麼一回事:
佛教宣傳教義的「梵唄轉讀」(註五),把印度音樂傳到中國,同時把印度人歌唱的方法「聲明論」傳到中國。「聲明」(印度話的「明」,是學問的意思,因明等於哲學;醫明等於醫學。聲明傳到中國,如指理論常稱為「聲明論」)
就是如何辨別語言聲調的高低上下,以作為歌唱依據的一套學問。由於印度話和中國話不同,把印度音樂改譯為漢語,如果不論漢語性質,逕以印度音樂曲調來套唱,則必詰屈聱牙而不知所云:「聽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荃目」。為了解決這種詩、樂難題,中國和尚不得不把印度的「聲明論」本土化,使之與中國人的歌唱觀念合流不可。
「神州一境,聲類(按指語言聲調)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按指各國),詠誦居然自別。」(道宣 續高僧傳)。如果不講求語言和音樂的協合一致,別人是聽不懂的。因此佛教和尚把印度「聲明論」分辨聲調的技巧,用來分辨漢語聲調和拼切語音的方法,自此韻書蜂出,把印度歌唱講求語言和音樂諧合一致的觀念,與漢民族歌唱時講求語言和音樂諧合一致的觀念合流,以之建構「按樂填詞」的理論,在在影響中國韻文學和戲曲的蓬勃發展。
中國人把佛教「聲明論」這樣「本土化」之後,佛教實際上已內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與印度原本的佛教已不再是同一的東西了。就語言與音樂的關係說,中國如果沒有把「聲明論」的方法內化到中國的歌唱觀念理,那麼不僅中國的韻文學和音樂無法由之獲得滋養和新生命,印度音樂也勢必只像游離在中國上空的雲霧而煙消雲散。
不幸得很,近世的洋涇濱音樂家,不了解語言是形成西洋音樂和傳統音樂不同的最根本原因,把西洋音樂抄襲過來,把洋歌詞胡亂翻譯為中文來唱,自以為進步的「趕鴨子上架」。我們幾千年的歌唱傳統精神竟是一片空白?像「鴨子學雞啼」的洋涇濱音樂算什麼?「斯啦,文噎;掃啊,地哩」的所謂現代詩又算什麼?
今天我們文化的各個面向,大多呈現進退失據的迷離脫序狀態,詩、樂只是其中一端。我們是該從文化精神的內層結構,來思考、了解傳統文化,謀文化出路了。
四、歌唱美感價值觀念與漢語特色
文化表象之下,都有一定的價值觀念;有怎樣的價值觀念,才產生怎樣的文化現象。藝術文化的價值觀念可以簡約的說是「美感價值觀念」,合於美感價值觀念的才覺得美,不合這價值觀念的就覺得不美。
傳統歌唱美感觀念,當然也與音樂的音階、調式、曲調、節奏、音色等等有關,但是主要集中在語言的影響因素上。例如什麼聲調的字怎樣唱才好聽、有韻味,什麼聲韻的字如何交代字音、如何轉腔等等。試看千餘年來的詞曲學家,擾擾嚷嚷的論說「陰平如何如何唱,……,入聲如何如何唱」,就思過半矣。
傳統歌唱美感觀念,著重於語言因素的影響,這是與西洋音樂美學很不相同的地方。原因應該與漢語特色有關。
漢藏語系是單音節,亦即每字一音;因為單音,所以有太多的同音歧異字,為了避免同音歧異字造成語意上的混淆,所以又發展出另一特色,就是每字都有一定的聲調,以不同聲調作辨義作用。
因為漢語每字都有一定的聲調,因此音樂性也就特別的強烈而頑固,不僅有輕重長短的節奏感,又有高低和上揚下曳的曲調感,並且這音樂性頑固的附著於聲調之上,不因語氣不同而改變語句中各聲調的相對高低關係。
漢語這種頑固的音樂性,是歌唱時,音樂曲調更需遷就語言聲調的原因:語調既負有辨義作用,尊重語調的音樂性,別人才知道你唱的是「一隻狗」或「一隻猴」;其次是美感問題,詩詞就是把語言音樂性做有機的剪裁排列、美化了的語言,唯有音樂曲調的美與語言聲調的音樂美並行而不悖,才能達到牡丹綠葉、相加相乘的美感效果;如果兩相違悖,那是美的打架,如果把「雙人行到青春領」,唱成「上弄驚狗槍伸娘」,已經不是讓人「耳孔毛挌折了了」而已,而是會讓人興起「撞牆算啦」的念頭的。
五、暸解歌樂文化全貌
前面說過,有怎樣特性的語言,自然產生怎樣特性的詩詞;有怎樣特性的詩詞,自然產生怎樣特性的音樂。音樂既然與詩詞、語言密不可分,就該全盤的關照,才能深入的了解傳統音樂的精神面貌。
傳統音樂的主要部份是歌樂,這歌樂主要表現在詩、詞、曲的韻文學上,也就是說韻文學即涵蓋「詩」、「樂」兩大學門。但是民國以來的教育制度,卻把韻文學的內容,分門別類為「文學」(詩詞)、「戲曲」、「音樂」三科,結果這三科的內容自然彼此涵蓋、重疊:「戲曲」既是音樂、「詩詞」也是「音樂」,於是新的「音樂」一科,只好專指西洋音樂了(註六)。同時,「詩詞曲」屬「歌樂」,「戲曲」也屬「歌樂」,所以「國樂」的地盤只好限於傳統樂器演奏的「器樂」了(註七)。
這樣分門別類,使得現代文人難以從整體來把握傳統音樂文化的精神,所謂「玲瓏寶塔拆碎不成片段」。特別是盲目西化狂流下的近代知識階層,更可能遭逢文化價值的錯亂而不辨東西。
讓我們實際來看看分門別類的實際情形吧:
學詩詞曲的人大抵不懂音樂,雖然仍舊「古人說如何如何」的紙上談兵,大學詞曲課也仍然在仿前人定的詞律曲律填詞,而竟忘了所謂詞律、曲律,是前人依實際音樂腔調(詞牌、曲牌)定的規律,如今不問音樂如何的填詞,真是「無魚而下網,無客而行客禮」。
學詩詞曲的人可以閉起眼睛紙上談兵,學戲曲的人卻需直接面對歌唱,但是劇種(如平劇)已脫離了原產地的語言(如湖廣話),以不同的語言照樣傳唱,渾然不知那只是原本生命已消逝了的軀殼而已。
學音樂的呢,竟然可以不談語言和詩詞如何形成歌唱的原理,光只這一點,就足以了解我們的音樂多麼的脫離本體了。
六、文化興衰的原因
在人類的歷史上,不難發現不少原有優秀文化的民族,因為一些很難了解的原因,而趨於滅亡(如印加、馬雅文化)或衰微(如希臘)。文化興、衰的原因很難了解,但我們不難想像,就像一顆種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容易生根發展一樣,立基於適當基礎的文化容易發展,立基於不適當的基礎,則導致衰亡。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書中,解釋希臘文化由興而衰,關鍵在於蘇格拉底提倡的重智主義,導致希臘喪失生命的熱力所致。我們很難斷定尼采的解釋正確與否,向來也沒有人研究清楚希臘文化衰微的原因,包括希臘人自己。一般都認為蘇格拉底是西洋哲學思想的重要導師,尼采卻認為他是希臘文化趨於衰微的肇始者,而且言之成理,亦可見導致文化興衰的原因實在很難了解。當時人以為進步的解藥,卻有可能成為毒藥而不自知。
人是喜歡包袱的動物,也是會製造觀念迷障的動物。製造包袱或觀念迷障的當時,也許是或自以為是為了進步,但年深日久,包袱形成累贅,迷障令人不辨東西,結果如老子所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相干的知識越累積越多,但是離「真道」、離生命或事實越來越遠。這是藝術才能退化,同時也是文明可能為人類自身帶來不幸的原因了。
漢民族文化到唐朝達到一個高峰,但自唐朝以降卻乏善可陳。台灣文化傳承漢唐、乃至商周的古早文化,這是從台語語源、聲韻,及禮俗證實了的,因此應該也保有漢唐文化之所以興盛的優秀質素在,這是台灣文化所應重視的文化「本錢」。特別是,台灣文化是還未經讀書人建構的常民文化,相當程度的避開了宋元以後的文化汙染(假設宋元以降的文化有不利文化發展的質素)。筆者不諱言的說,台灣文化像化石般的保存了古代或上古代的文化質素,其價值比敦煌佛窟還寶貴好幾倍,主要原因是敦煌是博物館的材料,而台灣文化是活生生的東西。
附註:
5. 佛教大辭典(丁福保),台灣印經處。釋「梵唄」:「法令之聲明也。唄者唄匿之略。又做婆陟師。音韻屈曲升降,能契於曲,為諷詠之聲,是梵土的法言,故名梵唄。」梵唄傳到中國,不得不改用中國的語言,故稱轉讀。
6. 「音樂」一詞,以及其他音樂術語如「聲樂」、「器樂」、「交響曲」、「奏鳴曲」、「樂理」、「合唱」、「重唱」、……,統通是襲用日本的譯名而來。在使用「音樂」這新名詞的初始階段,它的實際內容就是指新的、泊來的、特別是指西洋的音樂而言,無論台灣或中國都是如此。中日甲午戰後,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接受日本的音樂教育,早期學音樂的人也都到日本留學;戰後的中國知識階層,眼見「師夷」起步比中國晚的小島國日本,竟能打敗「天朝」中國,因此興起一陣子的「崇日」時期,不僅五四運動前留學音樂的人都去日本學西洋音樂,早期音樂教育也幾乎全部抄襲日本的音樂教材(日本則抄襲西洋)。這也就是第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台灣音樂家
和中國來的音樂家,從不發生音樂術語溝通上的困難的原因。
筆者提起這段歷史,目的是要說明,「音樂」這一新名詞,一開始就有指謂外來(西洋) 音樂的意涵。
7. 「國樂」是一個很奇怪的名詞。依理推究,「音樂」泛指外國音樂,才有把自己國家的音樂稱為「國樂」的必要;但是「國樂」於理應包括歌謠、詩詞曲之屬的歌樂和樂器演奏的「器樂」,但其中的歌謠、詩詞曲又為單獨獨立存在的名目,因此國樂遂有單指傳統器樂的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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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台語歌樂文化的統整能力--「言教 詩教 樂教合一傳統」的意義
詩教 樂教合一傳統」的意義
七.古人的詩歌能力
讀古書,常覺得古人常常能隨口作詩歌唱,發抒感情。這問題長期間困擾著我。
例如論語微子篇,記楚狂接輿,路遇孔子,即興唱歌譏諷孔子: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莊子人間世,也記載了這接輿歌,但內容稍有不同: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
再如史記記載楚漢相爭的兩個主角項羽、劉邦。
項羽兵敗「四面楚歌」之際,仍即興的作詩唱給他的愛人虞姬聽,述說英雄末路的無奈: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勝利者劉邦,在當了皇帝回故鄉沛縣,與父老酒酣耳熱時,也即席作詩,自己擊筑伴唱: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唱完還教附近玩耍的孩童唱,然後自己翩翩起舞。
接輿應該是個狂狷之士,其教育程度不得而知。但是項羽則是「學文不成」的老粗;劉邦更是泗水地方的黑社會老大,一向「輕士善罵」的瞧不起讀書人,曾在金鸞殿上公然摘下儒生的帽子,小便其中。這樣的粗人,為何表現令今人自嘆不如的藝術才能?當然,他們的才能應該不是史記作者司馬遷的杜撰,其他典籍也常有類似的記載。例如漢書外戚傳,記劉邦的戚夫人,被呂后囚於永巷,一面樁米,一面唱歌思念她的兒子趙王如意:
子為王,母為虜;
終日樁薄暮,常與死為伍。
相隔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又記李延年,為了引薦她的妹妹給漢武帝,唱歌引起漢武帝的興趣:
北方有佳人,……,佳人難再得。
古籍中記載即興作詩歌唱的例子很多,我也不必多舉了。
令人納罕的是,為何古人有那麼強、足令現代讀書人羞愧無地的詩歌能力?試請當前的大學生作一首詩,或拿一首簡短的詩請他們歌唱(作曲),保證99%以上的人,都會以自己不是詩人或不是音樂家,而把問題推掉。即使文學系、音樂系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問題是,傳統台灣人的藝術才能,不落古人之後。
八、傳統台灣人的詩歌才能
當前台灣接受「現代化」教育的人,普遍失落了即興作詩歌唱的能力,但是「傳統台灣人」,卻一如古人。也只有了解台灣人的詩歌才能,才能了解、佐證古籍記載並不錯。
筆者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就有與鄰居同伴一同作詩、歌詩罵人的經驗。我們四五個孩子在菜瓜棚下遊戲,因討厭鄰家叫「俊明仔」的學長,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湊」了起來:
菜瓜開花長短條,
俊明仔聚(chhoa7-,帶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