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謠」產生的過程,應該事先有「謠」(「謠」是押韻的語言(註一)),然後為樂美化動聽,或為了便於記憶、傳誦,才合音樂宮商(上尺工或Do、Ri、Mi)來歌唱。
問題在「歌」「謠」的時候,歌詞意思的傳達為主要目的。為了歌詞清楚,歌唱的時候音樂曲調的高低長短抑昂頓挫,必然與歌詞的語言聲調的高低長短抑昂頓挫相一致,並行不悖。這種音樂曲調和語言聲調彼此諧和的情形,就是所說的「詩樂諧和」。
歌唱的時候「詩樂諧和」,才不會以「樂」害「詞」,唱「肥沃的田」聽起來就是「肥沃的田」,而不會聽作「非我的天」;唱「男性的復仇」才不會聽作「男生會福壽」;唱「一二三四」才不會誤為「以而散死」而不知所云。歌詞清楚是「詩樂諧和」的第一層意義。
「詩樂諧和」的第二層意義是美感問題。語言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音樂性,甚至說語言本身就是一種音樂也不為過(註二)。音樂曲調如果與語言聲調並行不悖,聽起來就舒暢美感;向對的如果兩相悖逆,則如同兩種「音樂」互相撕扭打架,不僅聽起來讓人難受而直起「雞皮疙瘩」(不知所云是另一回事),同時唱的人也是必難以唱出口。這種詩、樂不諧的情況,中國的傳統文人常形容為「詰屈聱牙」或「拗折嗓子」。
「詩樂諧和」的第三層意義,是關係音樂風格的問題。傳統音樂極講究「詩樂諧和」(這論題後面再說),在「詩樂諧和」的觀念裡,音樂曲調是因應語言而來,所以語言對音樂風格有絕對、命定的影響:可以說,有怎樣性格的語言,就可能產生怎麼樣風格的音樂。漢藏語族的語言與西洋不同,所以音樂風格不同;閩南語與北京話不同,所以音樂風格不同;法語與德語不同,所以音樂風格不同。各民族音樂風格不同,與其說是源自民族性(民族性與語言的相互關係也是一個重要論點),反倒不如說源自不同的語言更來的貼切。從「詩樂諧和」的觀念一刀扎下,才能從根本處抓住傳統音樂的中心生命,把音樂風格問題訴諸語言問題,才能瞭解傳統音樂的藝術精神和美學價值觀念。當前民族音樂在模式不同的西洋音樂衝擊下,已呈現進退失據的虛無狀態,在紛雜而漫無頭緒中,回歸「詩樂諧和」的傳統,正是可行、同時能夠解決音樂的民族性和社會性的不二法門。這正是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所在。
漢民族的「詩樂諧和」傳統
從詩經、樂府、新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而崑曲,是中國的韻文學重心,同時也是中國音樂的重心。其中詩經、樂府大致是周朝和漢朝的民間歌謠,新樂府以降到崑曲,則代表文人「依前題作新聲」,也就是「按樂填詞」的產物。
上古歌謠如何唱,我們很難在典籍上獲得明證,因為「詩樂諧合」是歌謠普遍自明的歌唱原理,實在沒有說、或記述的必要;即使已經記述了,今天我們也很難瞭解真確的情形。因為分辨語言聲調的能力,是直到漢末至六朝之間才學得的(註三),不能分辨語言聲調或語言聲調沒有名稱可稱謂之前,是難以說明「詩樂諧合」的實際情形的。因此,上古歌謠的歌唱觀念,只能從一些線索中追想。
例如今文尚書堯典裡說:
「詩言志,歌永言,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類似這樣的古籍記載,我們今天常常只能猜謎般的意會,而難以明確的解說。但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指的是「詩樂諧合」的情形,我想大致不錯。這話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歌唱時)依語言的聲調漫聲長歌,音樂的曲調依據朗誦語言的聲調而來,但要合於音律。」(註四)
此外,在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外交上的應酬(所謂會盟、聘問,宴享),常有歌詩、賦詩,以明志、言志的情形(註五)。正因為「詩樂諧合」,所以可以用歌唱代替說話,來表達思想意思。也正因為「詩樂諧合」,上古時候才可能把詩歌作為教化的工具,孔子也才會教訓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註六),才會教訓年輕人說:「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註七)了。
得以較明確推知上古以來漢民族歌唱講求「詩樂諧合」,主要文人時興「按樂填詞」的玩藝以後,絮絮不休的講求「詩合樂」這一事實。這絕不是文人憑空的發明,而是源於漢民族的普遍要求。
「詩合樂」的意思是,依舊有樂調填作新詞的時候,規定何處需用什麼聲調的文字,以與音樂曲調保持相對應的諧合關係。故紙堆中,所有的詩律、詞律、曲律、詞譜、曲譜、宮譜、腔譜....之類的書籍,談論的主要課題,都是如何「詩合樂」,也就是如何保持「詩樂諧合」一致。
上面說過,歌謠的產生過程事先有詞(謠),然後有音樂,即「按詞譜曲」,講究的是「樂合詩」(音樂曲調合於語言聲調);文人反其道而行,「按樂填詞」,所以講求「詩合樂」(安排語言聲調合於音樂曲調)。不論是「樂合詩」或「詩合樂」,講究的一樣都是如何鞏固「詩樂諧合」的歌唱觀念,只是文人反其道而行,違反「樂合詩」的自然過程,倍覺困難而喋喋不休,「詩合樂」的呼聲不絕於耳而已。
文人講求「詩合樂」的歷史,從唐朝的新體律絕到崑曲,這是對中國韻文學稍作涉獵的人都可以明白,所以筆者不想費辭說。筆者在此只想探求,由民間歌謠的「樂合詩」,到文人的「詩合樂」的發展軌跡,以及二者的相互關係。因為不明白「樂合詩」及「詩合樂」的這兩種歌樂產生方法,就不能了解中國「詩樂諧合」傳統的全貌,也不能正確估量「詩樂諧合」的觀念對中國音樂風格的深遠影響,也不能了解中國韻文學與音樂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首先我要指出,從唐朝的律絕以降,「詩合樂」的「按樂填詞」只限於文人階層,一般民間百姓仍與詩經、樂府的歌謠唱法一樣,是「樂合詩」。我這樣說並沒有否定民間百姓也會大量的「依前題作新聲」,只是他們填作的新詞,只求字數和句數與舊題(即舊樂調或牌調)的字數和句數相仿符,唱的時候卻改變音樂曲調來應合語言聲調,也就是「樂合詩」。筆者的主要論據是,第一、臺灣傳統閩南社會都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唱歌只像說話,音樂曲調絕不與語言聲調相悖逆。不論農夫農婦、販夫走卒乃至乩童道士,無不都如此意識。第二、一般民間百姓無能力作「詩合樂」的語言聲調安排。第三、文人喋喋不休,甚中講求「詩合樂」,正足以反証「詩樂諧合」是全漢民族普遍的要求。
唐朝浮昇的士大夫階層,在科舉制度誘引下,逐漸與自己所由出的族群疏離,文化上也自然的脫離了社會大眾。這種士大夫文化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上層結構,其影響可謂深遠。本世紀以來,這是大夫階層雖然崩塌了,但他們一千多年的「詩合樂」歧途發展,對中國詩詞和音樂的影響,卻尚待重新估量。
文人為何走上「詩合樂」的路數?
第一、他們已有能力分辨語言聲調,也了解語言聲調和音樂曲調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係。有兩樣事實可以佐證這種發展趨勢。一是聲韻學方面的進步,與「詩合樂」,的講求大致是齊頭並進的。最早的韻書則直接用音樂的五聲(宮商角徵羽)來命名語言聲調(註八),除了發覺樂調與語調有必然關係外,又怎能解釋用五聲命名語言聲調的道理!
第二、文人不一定懂得音樂,即使填好新詞,恐怕也沒有能力像民間百姓那樣的「樂合詩」歌唱,自然想抓住歌調的固定樣態,模仿原有歌謠的字詞聲調安排,例如就月調的頭三字是「天烏烏」(都是陰平聲),他們也一樣模仿填詞如「天清清」或「花三枝」,如此自然適合用舊樂調來套唱新歌詞,而不失「詩樂諧合」。
第三、文人體驗到文字聲韻作有機的排列組合,可產生一定的美感效果,增加他們講求韻律的興趣。齊梁之間的所謂「永明體」文人(註九),最足以代表這一發現,也是文人「詩合樂」風氣的開端(註十)。
文人講求「詩合樂」的背後,有安排語言聲調以固定音樂曲調的意圖,但是要安排得處處與樂調諧合,則困難重重,因此也只能夠安排個大致輪廓。例如律絕只概括性的分平仄,部份平仄不分;宋詞雖然辨明仄聲中的上去入,但部份還是平仄不拘;至於曲,雖然嚴格的要辨明四聲,四聲又要各分陰陽、清濁(北曲只有四聲,所以要求向來比較寬鬆),但是文人依曲牌填好詞後,又不得不常要交由樂工訂譜。可見詩、詞、曲都無法作到字字、處處與樂調諧和的地步,無法全然的「詩合樂」。這事實說明了文人雖然要「詩合樂」,實際上仍然得依賴民間的「樂合詩」觀念來完成,以鞏固「詩樂諧合」的要求。
在此筆者必須說明歌唱者所扮演的角色。在「樂合詩」的觀念裡,歌唱者幾乎沒有固定的曲調可作遵循,他必須隨時改變音樂曲調來應合語言聲調。「詩合樂」方法中,文人既然依詞律、曲律填詞了,卻又得講求五音、四呼、四聲、出字、收聲、歸韻等等歌唱的原理原則,正也說明了無法做到全然「詩合樂」的地步,然有待歌唱者「樂合詩」的隨機變化、運用。如欽定曲譜凡例重所說的: 「歌者的疾徐取巧,全在偷窺互換,譜中不過成法大略耳。在善用譜者神而
明之,斯無印板之病。」
這也就是說,文人「按樂填詞」後,即使再交給樂工重新訂譜,也只是「成法大略」而已,要怎樣隨機應變的「偷窺互換」,還得賴歌者「神而明之」。
西洋的「詩樂諧合」傳統
筆者曾提到「詩樂諧合」是各民族歌唱的普遍原理(註十一),為了增強讀者的信實感,容筆者「挾外自重」的說說西洋的情形吧。
德國卡爾‧聶夫的西洋音樂史(註十二),說希臘人:「音樂的作用只限於將語言本身的音調和節奏的抑昂頓挫加強,裨使詩人的意思可以表現的更明顯些。這種詩句與音樂的關係極為密切,以致於曲調的節奏只能取自詩格......」
「希臘古代沒有離詩歌而獨立的音樂,也沒有離音樂而獨立的詩歌,詩人和音樂家永遠是一個人兼起來。」
可見古希臘人的歌唱觀念,多麼的講究「詩樂諧合」!
第四世紀的聖安布羅斯(ST.Ambrose)和地六世紀的格雷歌利(Gregoire)聖歌;以及十二三世紀法國的遊吟詩人、德國的名歌手、戀歌詩人,他們也都嚴格的依語言的韻律歌唱。
文藝復興當然是希臘精神的復活。以歌劇說,義大利從「憂里底士」(Euridise1600)到十八世紀拿破里歌劇;法國的歌劇從呂利(Lully)到德布西,無不都重視「詩樂諧合」的問題。例如「憂里底士」(公認為最早最成功的作品)作者之一的Jacopo
Peri, 在演出的序言裡,就說明他的根本主張,在於以詩的節奏為主,曲調嚴密的適應詩句,並指摘「對位法」以音樂壓迫語言。
再轉頭德國的所謂「藝術歌曲」。像舒伯特、舒曼、沃爾夫......,無一作家不重視語言韻律和音樂曲調的結合,像J.H.Reichardt
就說過,他的歌曲都是在高聲朗誦哥德的詩句的時候,自然作出來的。
總之,整個西洋音樂史,語言與音樂如何取得諧和一致,都是作曲家努力的重要課題,正如近代音樂學家R.Vamghan Wiliams 所說:「歌曲不過是語言的音樂化」(註十三),語言影響音樂風格之深遠自可想見。從這樣的角度看,說歐洲各國的音樂風格不同的原因,與其說源自民族性不同,反而不如說是語言不同造成的來的貼切。
為何國內的洋涇濱音樂家,獨不見西洋音樂「詩樂諧合」的傳統和精神?像把德國莫歌劇「費家洛婚禮」、義大利歌劇「杜蘭多公主」亦為勞民傷財的般到臺灣來演,甚至譯為中文來唱,正可用鳩摩羅什的話形容:
「有如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嘔噦也。」(註十四)
最後引兩段一九零五年,法國羅曼羅蘭與德國李察史特勞斯,有關語言韻律和音樂曲調關係的論爭,以說明法、德兩國的音樂風格問題,作為筆者「挾外自重」的結語。
史特勞斯說:
「在我們國家,華格納已把言語的微妙十二分地表達了,....為何法國人唱歌要像說話呢?」
羅曼羅蘭憤慨的回說:
「法語本身已是最美的藝術品,身為法國人的我們是夠藝術家的了;你怎能叫我們自己來毀滅它?我們的言語是連同我們民族一起永不滅亡的。」(註十五)
「詩樂諧合」傳統的式微
「詩樂諧合」的意思很容易明白,「詩樂諧合」的意義和對音樂風格的影響似乎也容易想見,但是「詩樂諧合」的方法如何,怎樣的聲調應如何歌唱,就令人如入雲霧中了。
放眼當今社會,從流行歌、校園歌曲、學院派音樂、乃至戲曲(閩南語歌謠和歌仔戲另當別論),無不「詰屈聱牙」的一片軋軋怪響,漢民族幾千年的「詩樂諧合」傳統,只剩得學詩、詞、曲的文人,躲在陰暗的角落呢呢喃喃:「古人說,陰平如何如何;揚平如何如何」的人云亦云。幾乎所有談論歌樂的人,都認為只要音樂曲調曲折有緻、歌詞意思好就是好歌曲。事實在在證明「詩樂諧合」的傳統以式微,「詩樂諧合」的觀念已如一團迷霧了。
「詩樂諧合」傳統如何失落的?這種歷史性問題當然很複雜,底下幾點應當是重要原因。
一、傳統文人雖然一千多年絮絮不休的講求「詩合樂」,但大多前人說古人云的紙上談兵,未能從辨明語言聲調的性質著手,也從不考慮中國語言的多變和和地方性的歧異,例如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說的陽平聲,是否即宋朝以前的陽平聲?江西省的去聲是否相等於河北省的去聲?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註十六)。
文人如此人云來人云去,不免常把「馮京」作「馬涼」,喋喋不休的「詩合樂」,實際「詩樂不諧」還不自知。連文人以「詩合樂」做招牌的崑曲,合樂性實際已微乎其微了:當同一個聲調合樂歌唱的時候,可以上行、可以下行,可以高又可以低,可以配單音又可以配多音,它的合樂性實際已蕩然無存啦。
(註十七)。
二、「詩樂諧合」的歌謠,由甲地傳到語言聲調不同的乙地的時候,如果乙地的人不明所以的照樣唱,自然喪失了詩樂的諧和性。以平劇說,皮、黃唱腔的原產地,即使「詩樂諧合」,但傳到語言聲調不同的北京,就可能詩樂不諧,這應該就是今天的平劇,不打字幕就不知所云的原因了。
三、民國以來定北京話為通行語。對不同語族語言,北京話只是一種交通性的語言,而不是文化性的語言。以北京話來看不同語族的音樂,自然是詩樂不諧。例如以北京話唱臺灣歌謠或歌仔戲,其不倫不類自不待言。
四、民國以來的教育制度儘學歐美,把傳統「詩樂諧合」的韻文學,分門別類為文學(詩、詞、曲)、戲曲、音樂,實際上這些科目的內容都彼此涵蓋。詩詞曲是音樂,戲曲也是音樂,因此,「音樂」一科遂有專只西洋音樂的意函,以致逼出「國樂」的奇怪名目來;國樂的「地盤」又不得不限於以傳統樂器演奏的「器樂」。這種分門別類的作為,使得現代人更難從整體掌握傳統韻文學的精神。
學文學(詩詞曲)的人概不懂音樂,雖然也仍舊「,古人說如何如何」的紙上談兵,大學中文系的詞曲課也仍在仿前人定的詞律、曲律填詞,卻忘了所謂詞律、曲律,是前人依據實際音樂腔調(詞排、曲牌)定的規律;如今不問音樂如何的「填詞」,真是「無魚而下網,無客而行客禮」。
學戲曲的人,比學文學的人更談不出「詩樂諧合」的所以然來,文學家可以紙上談兵按本宣科,戲曲卻需直接面對音樂,而平劇(這是當前戲曲的重頭戲)實際又不合樂,崑曲的合樂性又微乎其微,要談也不知從何談起。
學音樂的人,向許常惠、劉德義也重視音樂與語言的關係,但在「詩樂諧合」式微,觀念如謎的情況下,他們所能提示的,也只是西洋音樂影響下、模模糊糊的語音輕重概念,無法落實到「詩樂諧合」的傳統中來。
說「詩樂諧合」觀念如謎,筆者絕非言過其實。以平劇道白說,論者常謂平劇道白是依語言聲調的音樂性誦唸而成。實際上平劇道白卻是故意與語言聲調反道而行,故意使它不像說話的。讀者不妨選定一個句子,把聲調的高低上下反轉來唸,就會發現直像平劇道白了。把相反說為相合,論者沾沾自喜,卻不見有人指出其非,亦可見「詩樂諧合」的觀念多麼如謎了。
俞大綱先生在遺作「我對地方戲曲及聲腔的看法」(註十八)一文中,說趙元任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其中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句的曲調得自平劇小生道白;趙元任自己也說他的歌曲唱起來「倒是跟舊曲舊戲還有戲臺中道白的派頭都相合的」(註二十)。讓我們就來看看「較我如何不想他」這句的詩、樂關係如何吧(註二十一)。
第一字「教」為去聲(北京話第四聲),音勢自高而下,宜配二音連腔下行(註二十二),但卻配比下一字「我」還低的單音;第二字「我」為上聲,應低起上揚成二音連腔,卻配高起的單音;「如何」兩字都是陽平聲(第二聲),應出聲後上揚,卻反而配下行的曲調;......。可見全部與語言聲調相悖逆;證之趙元任的其他歌曲也概多如此。
筆者單挑趙元任的歌曲為例說明,主要原因是趙元任是語言學家,他作的歌曲向來有「詩樂諧合」的美名;他自己也說明他的作曲「在字音與樂調的關係上我也作了一點實驗」(註二十三)。
趙元任是語言學家,他知道傳統音樂是講求「詩樂諧和」的,所以很想把他的作曲方法歸結到傳統來,想以傳統的「詩樂諧和」觀念來為他的歌曲立論。而卻只見他說傳統的「詩樂諧和」有什麼「積極的定法」,又有什麼「消極的規律」,又有什麼「具體的定法」,又有什麼「照舊式音韻」的「唱法」........(註二十四)。從他模糊隱約、吞吞吐吐的說辭裡,當可推想傳統的「詩樂諧和」觀念如何的如謎了;如果有清楚明白的觀念,語言學家趙元任會不暸解嗎?難怪自趙元任以後的作曲家,乾脆閉口不談什麼「詩樂諧和」的理論了(註二十五)。
台灣歌謠的「詩樂諧和」傳統
臺灣閩南語歌謠(註二十六),今天仍存在著清晰、自然的「詩樂諧和」歌唱觀念只可惜語言學家趙元任不曾研究臺灣歌樂。只要對臺灣歌謠做一番考察,就不難發現,臺灣「傳統」社會中_如前面說過的_無論販夫走卒、農夫農婦、乃至乩童道士,都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歌唱只像說話,音樂曲調絕不與語言聲調相悖逆;所以只要是「土生土長」的「傳統」歌謠,必是「詩樂諧合」的。
所謂「土生土長」就是排除外來音樂。外來音樂指閩南語係外的各地音樂,如北管、南管(註二十七)、客家山歌,以及與南管和客家山歌有密切關係的牛犁歌、打七響等等。所謂「傳統」,指未受近代西洋音樂觀念汙染過的歌謠;很多傳統「詩樂諧和」的歌謠,經近代洋涇濱音樂家的記譜、傳唱,已喪失原本韻味而變成「非驢非馬」。
臺灣「詩樂諧合」傳統,由童謠、宗教儀樂、說唱、到歌仔戲,構成全貌。由於這是本書的研究對象,在後面的研究中自然會把這「詩樂諧和」的面貌呈現,於此不必多說。
「詩樂諧和」的根本問題在語言。中國歷代語言多變,是直接搖撼「詩樂諧合」傳統的根本原因。中國語言多變並不如一般聲韻學家所說,因為漢語沒有一定的調值所致,胡言胡語的影響才是主因。相對的,臺語的少變才是能夠保持「詩樂諧合」觀念,並發展臺灣歌樂文化的基礎條件。
閩南人的根源不論是從中原一帶南遷的也好(註二十八),是「南蠻」(註二十九)、百越、甌駱族的後裔也好,是漢、越混血後代也好,重要的是偏處東南一隅的閩南人,自中國漢朝以降,避開了歷代很多胡和雜處局面,所以語言、血統、風俗習慣都保持比較早期的漢族文化特色。永嘉之亂(三一一年)後,五胡實際已在江北融入漢族而消失,唐代的回紇、土蕃及五代時國的局面、宋的契丹、遼、金、蒙古,其中除了蒙古王朝外,胡人的政權和影響,大多只及江北半壁。台灣人大致又在明末清初移民臺灣,又避開了多一曾的胡化影響。
「臺語的古老與古典」,可以上溯商、周(註三十)。語言的少變是閩南語歌謠保存「詩樂諧合」傳統的主要原因。臺灣的唸歌藝人,在「詩樂諧合」傳統歌唱觀念的基礎上,鍛鍊出適於敘事述和表情的板腔體「歌仔調」(註三十一),並由之演化為轟動閩南語世界的歌仔戲。歌仔調的創發,是臺灣文化精神的展現,台灣人值得自豪的重大成就,它代表的意義和價值,在未來臺灣本色文化的發展上,將扮演極為重要的啟示作用。
——選自《台灣風物》第三十四卷/第一期
註一
傳統文人認為「歌」和「謠」的區別,在於有無樂器伴奏。筆者對古文人的腦袋沒有信心,所以把「謠」定義為「押韻的語言」。 問題說來話長,大概源自毛傳等書對詩經魏風園有桃裏的「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的注釋。毛傳注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爾雅釋樂說:「徒歌謂之謠」;舊註:「謠,無絲竹之類,獨歌之」。從此文人就把「謠」認為「徒歌」,把「徒歌」認為無絲竹(指樂器)伴奏的意思。像桂馥說文義證裏再解釋「獨歌謂一人空歌,猶徒歌也」;杜文瀾古謠諺凡例說:「謠與歌相對,則有徒歌、合樂之分」。 把「歌」「謠」之分弄成有無樂器伴奏,實在「脫線」了。試問詩經「我歌且謠」到底有沒有樂器伴奏呀?「歌」與「謠」主要分別如毛傳所註 ----在有沒有「合樂」,毛傳所謂「合樂」應是指合音樂的音律宮商,如果只是誦唸而不合音律,就叫「謠」,這應該是毛傳說「徒歌」的原本意思。
註二
語言聲調的高低長短相等於曲調(旋律),抑昂頓挫和長短等於節奏,押韻、對仗、平仄相間可以說就是和聲(如果承認單音音樂的前後音關係以及分解和絃和琶音也算和聲的話 )。語言和音樂之不同,勉強說只有音高一項(前註說的「歌」「謠」之分在此 ),語言的音高只是大致性的,音樂則必須合音律,也就是有一定的頻率,Pitch。但音高、拍子甚至也不算音樂的必然要素。非洲鼓樂那有一定的音高?中國的歌唱觀念,重視語言的傳達,也常直接搖憾音高的準確性;至於拍子,中國的散板那有什麼拍子?沒有拍子的音樂在日本和中世紀以前的西洋也都存在。所以嚴格的說,語言已算是一種音樂並無不妥。
註三
東漢以後中國人受佛教梵、唄、轉讀的所謂「聲明論」影響,才逐漸學到分辨語言聲調和聲韻拼切的方法,這對日後的韻書寫作和韻文學的發展有絕對的重大影響。
註四
鄭玄注說「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志,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
註五
左傳記載最多。
註六
見論語季氏篇。
註七
見論語陽貨篇。
註八
最早的韻書是三國時代魏朝的左校書令李登的「聲類」和晉時的呂靜的「韻集」,都是用五聲,即宮商角徵羽作聲調名稱。
註九
南齊書陸厥傳:「永明(四八三~四九三)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張郡謝眺,琅琊王融以氣類相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世呼為永明體。」南史陸厥也有相似的記載。
註十
慧皎的高僧傳曾記載鳩摩羅什談翻譯佛經的困難,說:「天竺國俗慎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其中所謂「宮商體韻」指文詞,「入絃」即合樂歌唱,「讚」「歌嘆」「偈頌」都指歌唱。可見印度歌唱觀念也是講求「詩樂諧合」的。
註十一
陳鍾吾譯,五洲出版社,一九六四。
註十二
「民族音樂論」二十二頁,愛樂書店,一九六九。
註十三
見慧皎的高僧傳,鳩摩羅什語。
註十四
摘自許常惠,中國音樂往那裏去,文星書店,一九六四,一三三頁。
註十五
魏晉以來,韻書如雨後春筍,據魏建功從隋志等書考察,自李登以下,韻書就有一百六七十種之多。韻書多的另一面正可反映五胡亂華後語言的劇變。陸法言切韻序就如此說:「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傷清淺,燕趙則多傷清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說:「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
註十六
近代有關研究崑曲的書不少,但對「詩樂諧合」的說法,卻各有不同,難有定論。崑曲合樂原則的漫無標準,讀者只需看今人曾達聰「北曲譜法------音調與字調」,一九七九,文史哲出版社,第二百頁的結論表就可明白。
註十七
見「民俗曲藝」第七期,一九八一,五月。
註十八
「教我如何不想他」在趙元任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新詩歌集」內(商務印書館,一九六0臺一版),在「歌註」裏說「教我如何不想他」這句(歌曲內共出現四次,各次音形相同)的曲調「有點像西皮原板過門的末幾字『尺六工四上尺上』」。
註十九
見「新詩歌集」的「序」。
註二十
趙元任在「新詩歌集」的序中曾說明他以北京「守舊一點」的話語為準。所以筆者以現在的北京話的聲調來作批評,當不冤枉他。
註二一
去聲按崑曲的說法應配「豁腔」,即出聲後上挑再下行,筆者以為上挑沒有道理,下行則正確。關於各聲調的合樂原則,請讀者參看下期本研究連載即明白。
註二二
同十九。
註二三
同十九。
註二四
今人李振邦神父(輔大音樂系主任)應算例外。他於一九七八出版「中國語文的音樂處理」,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該書曾對國語四聲的性質加以分析,在五線譜上標出大致進行方向,雖然僅依據個人對聲調性質的主觀認定,說法筆者也不贊同, 但一反過去文人、學者的含混,直探語言聲調的性質的作法,卻是進步。可惜他的見解無法在他的歌曲中實際應用,而只偏重語言的節奏輕重安排。顯然李神父也無法在傳統音樂中找到「詩樂諧合」的實際運作,而只偏重西洋音樂處理語言韻律的輕重安排,沒有把語言聲調的相對音高關係和音勢解決。關於這問題筆者很抱歉不能作更詳細的說明,看完本研究系列文章自可瞭解。
註二五
筆者不懂客家話,所以無法探尋客家歌謠的「詩樂諧合」情形。但依筆者對客家人的歷史背景瞭解,客家歌謠的「詩樂諧合」性應當仍保存著,希望客籍音樂家能有以教我。
註二六
南管樂團人士相傳,南管音樂創自孟昶(後蜀皇帝)和他的太太花蕊夫人。從音樂判斷,也不像閩南社會土生土長者。
註二七
主張閩南人是從中原一帶南遷而來的漢人的說法,也有時間上的差異。最普遍的說法是五胡亂華以後陸續南遷的「衣冠士族」、大家豪門。閩南人常自稱為「ho-lo人」,很多人以為指「福佬人」而言,但「佬」為鄙稱,且已含有「人」的意思了,因此「福佬人」的自稱似乎不通。有的人則以為是指「河洛人」之意,中原一帶即黃河、洛水區域,自古即有「河洛」之說法,如史記封禪書:「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但「洛」為陽入聲lok,也不像閩南人自稱的語調。
註二八
有人認為「閩南」即古書中所說的「南蠻」,因語言不同(如鴨母、酒醉、風颱),「蠻」改為「閩」而稱「閩南」(如南越------越南)。
註二九
就民族學的觀點,現代的中國版圖、中南半島、朝鮮半島及日本四島區域中的民族,遠古應都屬漢藏南島文化群,以後再分化為各不同民族。這些不同民族從上古時代以降,在「漢」文化為強勢主導下,很多又併入漢族,有些如越南、朝鮮、日本 、泰國,雖也受漢文化影響,但仍保持很大的文化差異。據李濟「中華民族的形成」推斷,東南隅的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漢化較遲。
註三十
蒙古應算是匈奴的後裔。
註三一
「臺語的古老與古典」,是陳冠學寫的一部研究臺語的書名,一九八一。陳氏認為臺語傳承商、周時候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