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基督教倚重音樂作傳教工具一樣,佛教的傳播也借重歌唱。大約在六朝(五世紀)時候,佛教僧侶倡行了梵唄、轉讀的唱導方法,以宣傳教義。慧皎的《高僧傳》說:「天竺(印度)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唄。至此中土(中國),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
梵唄、轉讀把印度音樂傳到中國,同時把印度人的歌唱方法,即所謂「聲明論」,也一併傳到中國。「聲明論」就是辨明語言聲調的高低上下性質,作爲合樂歌唱的方法依據。據陳寅恪〈四聲三問〉的說法,印度人分聲調爲高、中、低三級。
印度「聲明論」講求「詩樂諧合」的觀念,其實與中國歌唱觀念一樣。但由於語言不同,把印度音樂改譯爲漢語來唱,如果不論漢語性質,而逕以印度音樂曲調來套唱,則必詰屈聱牙而不知所云,「聽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而不知所云。
爲了解決這種詩、樂難題,中國不得不把印度的「聲明論」本土化,使之與傳統「詩樂諧合」的歌唱觀念合流。「神州(中國)一境,聲類(語言)既各有別,印度之與諸蕃,詠頌(歌唱方法)居然自別。」(道宣《續高僧傳》)
中國自來歌唱「詩樂諧合」是自明的道理,從來不曾思考歌唱時候的詩、樂關係如何的問題,連漢語的聲調如何都還懵然無知。於是一些文人學士開始從「聲明論」學得分辨漢語聲調的技巧(當時不少文人爲佛教寫唱文,最先以平、上、去、入四聲命名聲調的沈約即其一),並從傳統歌謠中發現聲調與樂調之間存在着應然關係。這應該就是最早的韻書(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用音樂五聲來命名聲調的原因了。
中國人從「聲明論」學到分辨語言聲調和聲韻的拼切方法後,從六朝以降,韻書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韻書的寫作目的,表面上是爲寫作韻文學而設,但說是想爲歌唱立個「詩、樂」標準,我想亦無不可。
印度「聲明論」的刺激,加深了中國人歌唱「詩樂諧合」的自覺,文人學士在辨明語言和拼切方法的興頭上,走上安排語言聲調以應合音樂曲調的路數。但民間百姓不理會這套,他們仍像歌謠產生的自然過程一樣,「樂合詩」的歌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