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梵唄、轉讀,除了刺激文人思辨漢語的聲調和樂調關係,並加深「詩樂諧合」的傳統歌唱觀念外,中國的文學體制和音樂結構方式,也在它的影響下產生了蛻變。
六朝以前的詩樂,像《詩經》、樂府、新樂府都是單一的短詩篇。單一的短詩只合抒情,而不適於歌詠故事情節,所以中國缺乏故事詩或史詩的長篇大作,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史上,這是很奇特的現象。
但自從印度的梵唄、轉讀方法傳到中國,並深入社會後,缺乏想像力的中國人,從之學到了把不同的歌調串連起來歌唱的方法。這種類似西洋組曲(suite form)的「排遍」或「套曲」方法,使此後的中國詩、樂朝向說唱和戲曲的方向發展。
近代考古學家發現了敦煌「文庫」後,我們才能明確知道,導引中國文學和音樂朝向戲曲發展的關鍵,就是佛教梵唄的「變文」。
變文是佛教教義作通俗講唱的文的總稱。這類「俗講」除了說唱佛教故事外,也採用民間喜愛的故事來講唱。從《高僧傳》和《續高僧傳》的記述,我們知道六朝至唐初期間,有很多這類俗講或唱導師。
這種唱導、俗講的制度,廣爲民衆喜愛,「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蹰,彈指稱佛」。佛教之能深入中國根土中,與此制度有關。
印度人的腦袋是「惚兮恍兮」、天馬行空的,下筆常上天入地的馳騁,這點對中國人大概很有魅力,因此他們的文學不得不重視布局結構,以羈勒想像力。變文的結構是散文和韻文(偈)的連串組合,散文是講的,韻文是唱的,如此講講唱唱、唱唱講講的推衍下去,激發故事情節。音樂部份起先用梵音(印度音樂),後來則改採民間流行歌調來唱。
變文的這種說唱形式,遂主宰唐朝以後的各種新興文體,如大曲、法曲、鼓子詞、諸宮調、散曲。今天仍在民間流傳的說唱,如彈詞、寶卷、大鼓書,都仍保存變文的格式。至於戲曲的產生,自是從說唱而來,差別只在戲曲扮演角色,粉墨登場而已。說唱則由一人包辦,以第三人稱敍述故事。元曲只限一人(正旦或正末)歌唱,其他角色只作對白的體例限制,正是說唱的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