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洋涇濱音樂家,把西洋音樂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卻把西洋音樂也重視語言與音樂諧合的事實抽離不顧,而把西洋音樂的樂調,不問所以的譯爲中文來唱。這種不顧語言與音樂關係的作爲,不僅與「詩樂諧合」的傳統歌唱觀念脫節;與語言相違拗的音樂,也必然無法落實在民族感情的根源上。這是西洋音樂,不論學院派音樂或流行歌,總讓人覺得不對勁的主要原因。
學習西洋音樂的學院派音樂家,既忽視傳統歌唱觀念,同時又忽視西洋的歌唱觀念,這是很可奇怪的事。爲了證明西洋人也一樣重視音樂與語言的諧合關係,讓我作一些引述吧。
「音樂的作用只限於將語言本身的音調和節奏的抑昂頓挫加強,俾使詩人的意思可以表現得更明顯些。這種詩句與音樂的關係極爲嚴格,以致於曲調的節奏只能取自詩格……希臘古代沒有離詩歌而獨立的音樂,也沒有離音樂而獨立的詩歌,詩人和音樂家永遠是一個人發展起來的。」
上面引文是德國卡爾・聶夫的西洋音樂史書中,對古希臘人的歌唱觀念的描述。可見希臘人求「詩樂諧合」的情況,與我們的傳統歌唱觀念幾乎一模一樣。
縱觀整個西洋音樂史,如何求取詩、樂的諧合一致,都是重要的課題,而不獨希臘人如此。第四世紀以來的天主教聖詠,十二、三世紀的遊吟詩人、戀歌詩人如此;文藝復興當然是希臘精神的復活,像最早最成功的歌劇《愛里底士》的作者貝里(Jacopo Peri)就說明根本主張,在於以詩的音節爲主,曲調嚴密的適應詩句,並指摘「對位法」以音樂壓迫語言。
再看德國的「藝術歌曲」作者,也都重視音樂與語言的諧合,像 J. H. Reichardt 就說過,他的歌曲都在高聲朗誦歌德(詩人)詩句的時候,自然作出來的。
西洋也重視「詩樂諧合」的事實,我也不必多引了。正如西洋音樂學家所說的:「歌曲不過是情感洋溢的語言。」語言影響音樂風格的深遠自不難想像。爲免讀者疑惑,在此我再補充一句:器樂的主要依據得自歌樂。
詩已難翻譯,翻譯歌曲更隔了兩層。洋涇濱音樂家把德國歌劇《費加洛婚禮》、義大利歌劇《杜蘭朵公主》勞民傷財的搬到台灣來演,甚至還翻譯爲中文來唱,非徒失味,乃令人嘔也。